清明青青，苔痕上阶绿，更有似锦繁花处处。在这充满勃勃生机的季节，脱下厚重的棉衣，卸下心头的负累，去到野外踏青。虽然杠蛋的游戏已经遥远，虽然乡间的秋千也越来越少，但牵一线风筝，或采撷一束野花，同样情趣盎然令人向往。生活毕竟美好，春天毕竟美好！

　　那是2008年7月的一天，弟弟长途电话告诉我，说87岁患前列腺癌晚期的父亲已经3天不吃饭了，并拒绝接受任何治疗。我立即返回山东五莲县老家，邀请了日照市人民医院和五莲县医院的几位内科、肿瘤科、保健科医生共同为父亲会诊。专家会诊后一致认为，父亲目前的体质、生命体征和精神等全身一般情况尚可，如果住院，进行系统、合理的对症治疗，肯定可以明显改善症状，延长生命。但父亲坚决不同意住院，甚至连请医生每天到家中实施输液等支持治疗也不接受。
　　 尴尬地送走几位会诊医生后，父亲把我和弟弟叫到床边，说：“我是抗战时期入党的老党员，经历了新旧两个中国的变化，也享受了改革开放后安定富裕的生活。我清楚，病情已经发展到晚期，再治疗，虽说可以延长生命，但花费你们那么多的精力和医疗费。对于你们是劳民伤财，对我则是徒然增加痛苦，真是毫无意义。我现在吃吗啡片镇痛，喝点水，能够做到身体比较舒服、安详地死去就行了。作为子女，你们已经尽力了，你们的心我领了。到了该走的时候，就不要再干扰我生命的最后过程。毛主席活了83岁，我87岁了，知足了。”歇了一会，父亲又说：“让我感到欣慰的是，泗河是国家的名医，社会有用的人才，你不必守在我的身边，应该回医院为更多的肢体残疾病人服务。我去世后，由你弟弟简单料理后事，你也不要再回家了。你们必须尊重我的意见。”
　　 我含泪聆听完父亲一番深明大义的教诲，一离开父亲身边就忍不住放声痛哭。我从医35年，亲历过多个病人的死亡。在我的印象中，因重病导致缓慢死亡，是一个非常痛苦的过程。特别是在医院重症监护室里，许多已无生还希望的病人，全身插着多根救命的管子，在医生“抢救”的嘈杂声中，延续着病人的痛苦和毫无价值的生命，痛苦到极度最终去世。这是救死扶伤宗旨的异化，是医学走向市场化的弊病，也是科技发展的悲哀。
　　 临床观察证实，人濒临死亡时，肢体的运动功能和感觉功能首先衰退，在逐渐丧失视觉的过程中，仍可以依稀感觉到外界的声音，听觉和潜意识是最后丧失。如果人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不断听到各种噪音、哭声，身心还得继续忍受扎针、灌肠等治疗带来的痛苦，那他“走”的时候心里必然会很难过。因此，我们几个子女在听完父亲的真情表白，在经历过情感与理智短暂的交锋后很快达成共识：尊重父亲的选择，不再给他做任何治疗。所有来探望的亲属都不要在父亲面前哭泣，不要在他住的房间大声说话，为他去世前创造一个安静温馨的环境。与此同时，我们尽力做好母亲的心理安抚，请她理解父亲的选择。第二天，我怀着难以平静的心情，离开不久于人世的父亲返回了北京。回医院后，立即出了专家门诊，回到我的病人身边，尽快从离别父亲的痛苦中逃出来。
　　 停止进食第 10天的下午3点，父亲突然提出要吃“知了龟”（我的家乡对蝉幼虫的别称）。这可能就是人们常说的“回光返照”。我想，这一定是他老人家在通向另一个世界的时间隧道里，脑海中忽地泛出少年时在村边树林中与同伴愉快地捉蝉、烧烤吃蝉的记忆。亲属们想方设法竟真的找到了几个“知了龟”，将油炸的知了龟腹部的肉剥出来，小心翼翼地送入父亲的嘴里。10天没进食的他，竟然一口气吃下了5个。父亲吃完知了龟，满足地慢慢地闭上眼，侧卧位静静地进入梦乡。4个多小时后——7月24日19点 40分，父亲安详、有尊严地“走”了。他临终前的回光返照，没有豪言，不立遗嘱，也没有痛苦的呻吟，而是在满足了人性最本真的需求、吃一次他感到一生最好的美味佳肴后，上路走进了“天堂”。作为子女，为能满足父亲生命旅程中最后一个享受美食的愿望，深感欣慰。我想，假如当初父亲是不情愿地在住院治疗中辞世，大概他不会产生这种本真的孩童般的需求。我遵照父亲生前的意愿，没有回老家参加父亲的丧事和追悼会。第二天在医院连做了三台矫形外科手术，以寄托我对慈父的哀思。
　　 父亲走后，母亲的身体与精神状况急剧下降。于父亲去世第19天而终。父母老两口相濡以沫66年，精神与生命似乎已经融为一体。失去父亲的支撑，母亲大约已经不再具备单独生存的生理能量和理由，安详地追随父亲而去。
　　 人生在世，只有两个东西属于自己，一个是肉体，一个是精神。肉体的生老病死过程我们自己几乎不能管理，只能服从自然规律的支配，精神的自由则完全可以自己掌控。既然死亡对于人来说，是不可回避的，从死亡的阴影下解脱的唯一办法就是了解死亡，认识死亡，正视死亡。古今中外，凡懂得生活、社会阅历丰厚、彻悟人生真谛的人，当死亡来临的时候，会坦然选择有尊严、安然的死亡方式。我蓦地想起人民的好医生、白求恩奖章获得者韦加宁教授，他获知自己被诊断为癌症晚期后，没有时间悲伤、抱怨，而是放弃某些治疗方法，与生命抢时间，与死神赛跑，全身心地投入编写完成巨著《韦加宁手外科手术图谱》。我又想起，1955年4月16日，爱因斯坦的动脉瘤即将破裂，他断然拒绝了手术治疗的建议，并拒绝注射吗啡止痛，他宁愿以自然的方式走完他最后的人生旅程。 他说：“当我必须走时，就应该走。人为地延长生命是毫无意义的，我尽了我的责任，是该走的时候了，我会走的很体面的。”
　　 父亲是抗战时期入党的，少年时基本没有上过学。建国后曾担任乡的基层干部。他本有条件可以继续高升，到城市工作，却毅然选择回乡，长期担任农村干部，他是农民身份的“离休干部”。他为人一身正气，生性耿直，做事果断，善恶分明。平日在家很少言语，对毛主席、共产党忠心耿耿、无比信仰。其为政清廉、领导山村发生巨变的工作业绩，在五莲县也是有名有份的。
　　 我在少年儿童时非常顽皮，甚至几次惹祸，曾被父亲严厉教训过。因此，从记事起就对父亲怀有敬畏心理。我18岁就离开家乡离开父母，一直在外地学习和工作，因此，我与父亲之间几乎没有进行过对话、心灵的沟通与交流。在民主革命时期，在建国前后曲折多变的社会形势下，他冒着生命危险真诚地为党和人民的利益奋斗的战斗经历，从没有向子女详细谈论过。他的那些英雄壮举我还是从别人的口中得知的。他最后对待死亡的豁达心态所表现出来的高尚人格在我心中树立起伟岸的形象，顿然使我对他肃然起敬。我感悟到，父亲具有一颗纯洁的心灵和无华的智性。他只是一个普通的人，对死亡的认识和选择方式所表现出的品格，却和世界上的许多伟大人物相同。这也促使我从医生职业的层面思考：平静的死亡所表达的是一种人性本真、最终解脱痛苦的愿望，是全身心的一种愉快，一种物质能量的转化形式。而当今医院对明知无望生还的病人，仍使用昂贵的药物和技术进行所谓的救治，让生命无意义的延长。这些无谓的救治，让多少病人在死亡过程中延长了痛苦！给多少家庭造成了贫困。尤其需要指出的是，一些经济宽裕的亲属，之所以要求医生对晚期病人继续实施高科技、高代价的治疗，只是为了表达自己的所谓孝心、爱心而已。殊不知，这样做恰恰是不了解人类对安详死亡的自然本真要求，也是一种无知的表现。
　　 死亡，是每个人都将最终面临的结局。尽管这是一个再简单不过的常识，但当真正面对死亡的时候，却少有人能理智、坦然地对待它。为什么我们会惧怕死亡？为什么我们会惶恐不安？也许是因为我们的精神无所皈依，也许我们还没有真正学会清醒地生活，也许生活在文明社会的人，因物欲横流而酿就了反自然意识！《西藏生死之书》的作者索甲仁波切有过精辟的注释：“死亡也是一面镜子，可以从中看到我们整体的生命。”